特首林鄭月娥是次建議再把兩項津貼合併，把津貼金額劃一為3,585元，並大幅放寬資產上限至50萬元，預期增加約10萬名長者符合資格領取津貼，額外經常開支約50億元。 民建聯議員黃定光在發言時指出，中小企普遍認同為長者生活津貼設立申報制度，但資產上限可以放寬，但強調香港雖面對人口老化問題，但是否推行全民退保，仍然需要社會達成共識才訂立落實的時間表。 在昨晨立法會上，「人民力量」陳志全稱，特區政府擁有巨額的財政儲備和外匯基金儲備，有能力應付免資產申報的長者生活津貼開支至2033年，故應該取消有關的資產申報建議，並要求特區政府開展討論設立全民退休保障。 在人口老化和生育率低等情況下，本港未來的退休人數多於新增勞動力人口，政府公共財政及子女撫養負擔只會日益增加。 當時政府隨着人口不斷老化，「不論貧富」方案遲早會入不敷出，加重年輕一代稅務負擔，而更有趣的是，海外的社會保障是透過政策把富人財富轉移到有需要人士，但現實上港府卻自行補貼。
周永新當時回應指，林鄭月娥邀請他做研究之前已經有了自己的想法，只是希望研究符合這個預設，但他強調學術研究必須實事求是，而不是為政權溜鬚拍馬的工具。 全民退休保障反對2023 第五波疫情對長者群體造成極大損傷，不但暴露當局低估爆發風險、輕視疫苗防護的決策錯誤，而且突顯整個安老政策和退休保障的結構性缺陷。 由於香港社會缺乏全面退休保障制度，目前至少有近60萬名貧窮長者面對生活難、看病難、住屋難等困境。 全民退休保障反對2023 儘管特區政府每年經政策介入後把貧窮長者人口驟減少至18.8萬人，但當中的非恆常化福利根本未能有效改善長者生活，強積金制度也未能為打工仔提供足夠退休保障，年金計劃也只能惠及富裕老人。 平情而論，特區政府並非完全沒有在退保路前進，甚至早於港英末年已就退休計劃進行諮詢，至回歸以來也發起多次討論；然而，由於治港精英和右翼經濟學者總以為資本主義社會無須確保「老有所養，老有所終」，甚至冷漠到把意識形態作為不願作為的藉口，所以30年來的退保路上官商民三方仍然「雞同鴨講」，導致長者愈是長壽，可能就過得愈是煎熬。
全民退休保障反對: 退休保障還是長者扶貧？
千呼萬喚，特區政府終於上月就《2022年僱傭及退休計劃法例（抵銷安排）（修訂）條例草案》刊憲，以禁止僱主用強積金制度下僱主的強制性供款累算權益「對沖」僱員的遣散費或長服金。 《草案》有望在現屆政府任期完結之前通過，但預計最快也要到2025年才能全面落實。 1995年3月8日，政府於在立法局提出私營公積金計劃，並於1995年7月27日順利通過《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強制性公積金（簡稱強積金）制度於2000年12月1日實施，強積金制度是一個與就業有關、強制執行和屬私營性質的公積金制度 全民退休保障反對 ，年齡介乎18至65歲的僱員和自僱人士均須參加強積金計劃。
時間回到全民退保諮詢期，仍是扶貧委員會主席兼政務司司長的林鄭月娥在電台節目表示，對於周永新指「不論貧富」方案不用開徵新稅及加稅，認為「不切實際」。 第一招，是每年都會派發不同名目的福利，例如綜合援助金、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但當中的「非恆常化福利」並不穩定。 全民退休保障反對2023 政府把賬項分為「經常賬」和「非經常賬」，因為深知每年巨額盈餘只是源於地價、投資及印花稅等波動收入，所以不願貿然因為收入的一時增加而承諾長期開支，也不願意大幅提高「經常性開支」，而是透過增加「非經常性開支」來回應社會對改善公共服務的期望。 然而，當社會突然出現其他更需龐大財政支撐的議題，例如防疫抗疫，用於安老方面的「非恆常化福利」就難免被犧牲。 制度推行了十年，社會上出現了不少聲音，質疑單靠強積金制度能否維持長者的基本退休生活。
全民退休保障反對: 民間扶貧高峰會
周永新很疑惑，出於政治考慮的長生津改革又是否與從前所說的審慎理財相違背？ 現時政府以公共年金及長者福利金為主，但年金制度本身需要由退休人士將強積金或其他資金供款後派息，加上婦女因普遍較男性長壽而每月所得到的年金金額較男性少，而非按個別人士的身體健康狀況而決定年期的長短。 這措施無疑是基於性別的歧視，也忽視基層婦女退休保障需要，加劇貧窮及歧視問題。 這關乎數十萬人日常生活的政策缺陷，政府都遲遲未能解決，遑論全民退休保障，懶官根本缺乏「有為政府」的承擔。 周永新指出，一部分長者為領取綜援而降低生活標準，而還有一部分長者將資產轉移到子女名下來躲過政府審查，但容易因財產歸屬問題，最終引起家庭內部糾紛。 但他認為錯不在長者，政府應該反思為何未能扛起社會保障責任、倒逼市民作出不誠實行為。
但獨居、貧窮且辛勞的黃婆婆並不是個別例子——儘管每年經政策介入後，貧窮長者人口驟降至18.8萬人，但政府的安老招數漏洞百出，離全民退保仍有漫漫長路。 《世界人權宣言》第22條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中，都提到社會保障是個人「權利」。 由此可見，香港社會福利觀處於低度發展，不僅如此，治港精英總是教條理解資本主義，甚至冷漠到把意識形態作為不願作為的藉口。
全民退休保障反對: 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在回應時強調，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十分複雜，故香港社會對此未有共識，並強調長者生活津貼計劃已得到香港社會的廣泛支持，呼籲議員求同存異，先支持通過長者生活津貼計劃的撥款申請，再討論有關「全民退保」的問題。 事實上，退休保障制度的討論早於六十年代出現，惟當時政府認為貧窮是「個人問題」，長者生活開支應由家人負責。 時至1971年，政府設立公共援助制度，並在兩年後推出傷殘老弱津貼，以公帑補助老人及弱勢社群的基本生活需要。 全民退休保障反對 隨後的2015年12月，扶貧委員會展開為期六個月的退休保障公眾參與活動，舉行五場諮詢會以徵求市民意見，由全港逾70個不同類別的民間團體組成的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聯席）表現活躍。 聯繫早在2004年便提出一個全民養老金方案，隨後工聯會和公共專業聯盟分別提出免經濟審查、劃一發放保障金額的全民退保方案。 2015年，扶貧委員會在面向公眾的諮詢文件中提出一個老年金計劃，並將上述這四個方案統稱為「不論貧富」方案；而新民黨和民建聯的方案非常接近，在報告中被稱為「有經濟需要」方案。
- 《世界人權宣言》第22條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中，都提到社會保障是個人「權利」。
- 1995年3月8日，政府於在立法局提出私營公積金計劃，並於1995年7月27日順利通過《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強制性公積金（簡稱強積金）制度於2000年12月1日實施，強積金制度是一個與就業有關、強制執行和屬私營性質的公積金制度 ，年齡介乎18至65歲的僱員和自僱人士均須參加強積金計劃。
- 現年70歲的黃婆婆（化名）獨居在深水埗劏房內，右眼已失明，左眼則患有白內障，丈夫已去世，兒女都在廣東生活，無暇顧及贍養她。
- 本港的長者貧窮問題一直未見改善，除因人口老化問題漸趨嚴重，周永新認為這反映政府近年扶貧工作「力度不足」，令長者收入追不上一般市民入息增加的幅度。
- 婦女中心收集百位會員就政策表達意見及訴求，組成婦女中心的婦女政綱。
- 本會香港婦女中心協會一直以來都關心婦女以及照顧者的處境。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聯同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中心及平等機會婦女聯席於2018年3月8日國際婦女節假香港中文大學康本國際學術園 YIA LT2舉辦立法會補選婦女議政交流會，就婦女關心的議題進行熱烈辯論。 跟據政府統計處的人口推算，到了2039年，65歲或以上長者人口將達總人口的28%，[1] 屆時長者撫養比率將由今天的約18%，大幅上升至約45%。 其中女性的預計壽命更達到90.1歲，比男性的83.7歲高超過7.5%...
全民退休保障反對: 支持全民退保
根據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公約》)，締約各國須認同每個人均有權享受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 周永新看畢《貧窮報告》，坦言沒什麼特別，在相對貧窮的概念下，即使基層收入有所改善，只要仍遜於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仍然屬於官方所定義的「貧窮」，當入息中位數上升，貧窮數字也自然「水漲船高」。 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前，長者貧窮率維持44.4%（圖一），與前年相同，人數由49.5萬人升至51.7萬人；政策介入後則較2017年微升0.4個百分點至30.9%，從前年的34萬升至36萬人，即三位長者一個窮，亦達自2009年來最高點。 以下支持及反對全民退休保障的政黨列表是根據張超雄議員2012年10月的議案投票結果[60]及政黨網頁上的政治立場。
在缺乏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香港，長壽更像是一種「詛咒」和「懲罰」。 從1994年起，末代港督彭定康發表題為《生活有保障、晚年可安享——香港的老年退休金計劃》的諮詢文件，到2015年特區政府轄下諮詢機構扶貧委員會展開為期6個月的退休保障公眾參與活動，舉行五場諮詢會以徵求市民意見，但仍然未得出肯定答案。 周永新說：「那時已經開始不是到你年老才幫你，已經想將補救性的福利措施制度化，防止你墮入貧窮。」但說易行難，自七十年代後期，香港社會保障基本制度已經確立，一直沒有大規模變革，那時曾經在議程上出現的全民退保無疾而終，而醫療保險變成今天的自願醫保，長期照顧保險、傷殘保險更是無從稽考。 全民退休保障反對2023 「這些並非只有僱員付出，要僱主付錢就不喜歡。」自港英年代出任多項公職的周永新把矛頭直指商界，自言自己對這種反對聲音很清楚，以往不少福利改善政策均因商界反對而擱置，而他提出的全民退保亦難逃一劫。
全民退休保障反對: 提交福利事務委員會退休保障事宜小組委員會就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全民」與「非全民」退休保障方案的比較之意見書
抗貧聯舉辦了民間扶貧高峰會，冀通過共議方式交流意見及對導致貧窮的政策討論，並在整理後向政府表達民間的訴求。 社會福利從來不是「施捨」，而是可提升整體市民生活質素的工具，令受助人有尊嚴地過活。 政府除了滿足市民當下需要，如何長遠建立一個更為公平及平等的社會亦極為重要。 周永新說，在港府看來，市民生老病死的需要首先靠市民自己解決，其次是子女、親戚或朋友，政府只會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伸出援手。 但該想法早已落伍，尤其近年世界局勢變化多端，香港產業結構單一、階級固化、向上流動機會停滯，單靠個人努力不能再出人頭地，政府扶持必不可少。
1994年，末代港督彭定康發表題為《生活有保障、晚年可安享——香港的老年退休金計劃》的諮詢文件，但由於社會討論激烈、意見分歧過大，支持與反對的意見各佔一半，最終宣布放棄。 他憶述，時任港督彭定康一邊推政改，一邊推老年金，但後者只是一種政治手腕，以引誘社會支持前者，而非真心為香港市民設想。 無論是社福迷思還是商界阻力，都不應成為港府無為而治的藉口。 疫情已然暴露出安老政策和退休保障的諸多結構性問題，特首林鄭月娥終於懂得說，待疫情過後需要重新檢視「如何讓年邁和已屆晚年的長者能在安全和健康的環境中生活，這值得全社會共同反思，以更好地照顧香港的長者」。 周永新表示，香港政治格局正在面臨巨大變化，政府的角色也要轉變，不可能再靠「躺平」就能獲得出路，近兩年將不得不思考政府與市民的關係、政府定位等重要問題。
全民退休保障反對: 立會否決「全民退保」動議
當時建議引起極大迴響，不少反對聲音指此舉如推卸個人家庭的養老責任、認為只需給予貧窮長者社會福利。 諮詢六個月後，社會仍未有共識，除了商界金融業有極大迴響外，中英角力亦限制了當時社會福利的擴張，在社會意見分歧下唯有擱置建議，反反覆覆下，政府最終以強制性私人公積金取替，於2000年實施。 周永新曾在2018年5月撰寫《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是全民退保的A貨》一文，當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網誌中發文，表示公共年金計劃推出後，長者可按個人經濟狀况，結合年金和長者生活津貼，確保自己老年後有穩定收入，更可衝破現有各項退休保障措施的不同局限。 周永新當時形容，政府這樣做，增加審查行政費用之餘，受惠長者不會感謝政府，因為政府沒有尊重他們應享的權益。 2014年8月，周永新與港大團隊發表《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研究報告》，在139頁紙的研究報告中，團隊建議政府設立老年金，按月發給每名符合資格的長者3,000元，並不設立任何收入和資產審查。 當時周永新提出，政府注資500億元，並引入薪俸老年稅1%至2.5%，由僱主及僱員承擔，年滿65歲長者每月可領取3,000元（2015年水平），至2064年全港258萬名長者可受惠。
至於回報率，由於香港未有制訂「生活工資」，導致現行「最低工資制度」之下，不少市民根本無法靠最低工資應付基本生活所需；當工資水平有限，在回報率低、手續費高的情況下，積存的退休基金也有限，市民即使連續每月供強積金達40年，退休後也只能拿到40年工資的20%，而這點錢只夠維持基本生活，還未計及電子產品、享受生活、醫療開支等。 全民退休保障反對 在覆蓋率方面，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2021年9月的季刊，本港364萬就業人口中，只有77%獲強積金計劃保障，即280萬人左右，另有10%就業人口受其他退休計劃保障。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指出，強積金制度只能覆蓋有固定工作的人，但其他勞工和家庭主婦則得不到保障。 世界銀行指出，理想的長者入息保障體系應由政府、勞工、商界、家庭及非正規支援五大支柱組成，這方可持續營運及保持穩健，政府選擇取易捨難，動用財政儲備消解民怨，未有多方遊說、打破既得利益結構，長遠規劃退休保障政策，未來的公共財政或難以負擔。 按政府統計處數據，本港人口老化速度甚快，會大幅改變未來人口結構。
全民退休保障反對: 退休保障懶人包
社會上亦有越來越多人認為香港應改革現時的退休保障制度。 我們持續關注婦女、家庭主婦以及照顧者的權益，包括她們的晚年生活保障。 我們支持全民性、免審查的退休保障制度，讓所有長者，不論性別、不論在職年期，都享有具尊嚴的退休生活。 周永新指出，全世界社會保障制度主要可分為兩類，一種是北歐國家典型的需求導向型（needs-based），無論公民本身是否富有，都會給予其全民性的援助金作為保障；另一種則是香港目前所制訂的資產導向型（means-based），即透過不同限度的資產審查提供不同額度的津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