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和门吏在中古棺椁上经常可见，传统可上溯汉代，四川、重庆出土东汉石棺头挡画像或饰棺铜牌上常见阙门和门吏，偶见“天门”题记，[25] 棺材石2023 棺材石2023 这种图像与早期神仙道教有关。 与汉代不同的是此门非传统汉式阙门，而是北朝佛教石窟中常见的尖拱门，其尖拱两端加饰双凤首的造型见于云冈、龙门、敦煌石窟北魏洞窟壁龛，与同期龙门石窟莲花洞北壁一龛楣极似（图3）。 棺材石2023 此外，门上方出现了与佛教有关的摩尼宝珠、莲花、畏兽。 再看门下的桥，桥下河中莲花盛开，这不禁让我们想到四川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一通6世纪早期的净土变造像碑（图4）。
类似表现汉代已有，陕西绥德一些画像石墓门横额中央屋宇中见有墓主夫妇像，旁边还有骑鹿仙人，表现了升入仙境的墓主夫妇。 [35] 总而言之，该棺两侧板上部图像融汇了道教与佛教的极乐世界信仰，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天堂景象，表达了时人对死后世界一种全新的理解和想象。 该棺画像丰富，雕刻精湛，备受学界关注（图1）。 1939年，日本学者奥村伊九良最早发表《关于镀金孝子传石棺刻画》一文，就其时代及画像风格、内容作了考察。 Davis在《明尼阿波里斯美术馆通报》上刊发《一具北魏石棺》一文，简要介绍了该棺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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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第20-29，转64页。 杨泓：《北朝文化源流探讨之一——司马金龙墓出土遗物的再研究》，《北朝研究》1989年第1期，第18页。 [108] 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大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5年第4期，第33－48页，彩插1－3。 许志强、张学锋：《南京狮子冲南朝大墓墓主身份的探讨》，《东南文化》2015年第4期，第49－58页。 [30] 南京市博物馆总馆、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朝真迹——南京新出南朝砖印壁画墓与砖文精选》，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年。 [25] 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巴蜀书社，2002年。
笔者在原有认识基础上，结合近年来的思考心得，就该石棺的年代及属主、画像功能及思想性、视觉表征及文化资源议题再做探讨。 除孝子画像外，该棺两侧板下部和两端出现有大面积的山林。 笔者认为其很可能是与道教和佛教相关的图像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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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贺西林：《北朝画像石葬具的发现与研究》，第361－362页。 邹清泉：《北魏墓室所见孝子画像与“东园”探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3期，第16－39页。 该棺山石树木造型与孝昌三年（527）宁懋石室、永安元年（528）曹连石棺画像也都很相似。 通过风格样式分析，基本可断定其为正光至孝昌年（520－527）前后的遗物，但仍然无法确证它就是元谧石棺。 一些重要的人物，例如政治、宗教领袖，会用水晶棺，供人瞻仰。 环保棺材，又称“纸棺材”，以瓦楞纸板制成，专供火葬使用，燃烧时产生的废气比传统棺木少，火化环保棺木所需的时间较传统棺木少约二十六分钟。
20世纪早期洛阳大量北魏墓遭盗掘，出土众多石刻文物，其中不乏棺椁葬具，而这些葬具大多属主不详，流向不明。 从郭玉堂《洛阳石刻实地记》记载看，当时很多文物出土后都是零散售卖到各处不同商人和藏家手中，故不排除盗掘者、古董商把不同墓中出土的文物张冠李戴，打包售卖的可能性。 最后来看该棺足挡图像，正中为一硕大正面畏兽，上下为山石树木，两侧有云纹（图5）。 北魏冯邕妻元氏墓志上刻有18个畏兽，皆附榜题，曰蛿蠄、拓仰、攫天、拓远、乌擭、礔电、攫撮、长舌、捔远、回光、啮石、擭天、发走、挟石、挠撮、掣电、欢憘、寿福（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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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95年，巫鸿在其专著《中国古代建筑和艺术中的纪念碑性》第五章《透明的石头：一个时代的终结》中就该棺画像视觉模式和空间性进行了透析。 [3]1999年，汪悦进发表了《棺与儒教——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收藏的北魏画像石棺》的专题论文， 从图像渊源、思想性、空间结构等方面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 [4] 2007年，黑田彰在其专著《孝子传图研究》中《再论镀金孝子传石棺——关于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館藏北魏石棺》一节，综合讨论了该石棺。 [5] 除上述专题研究外，长广敏雄、加藤直子、林圣智、罗丰、郑岩、贺西林、邹清泉、徐津等学者在相关著作和论文中亦涉及之。 [6] 近年来考古新材料和研究新成果不断推出，引发出一些新的问题。
這段路平坦寬闊，又多樹蔭，雖然要上斜，但仍覺舒服。 大家要注意由大路入隱蔽小徑的路口，由廁所起計，行約15分鐘便到。 那裏是個U型彎位，也是車路的最北點，漁護署豎立了一個禁止單車進入的牌子，還有個警告牌提醒大家小心蟒蛇出沒。 棺材石 上到斜路的盡頭，石砌路變成馬路，左邊就是灣仔西營地。 營地前有清楚的指示牌，轉左往灣仔南營地及碼頭，今次的路線就直行。 行多一會兒，馬路右邊就有個大型洗手間，供營友及山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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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石椁一具，满刻花纹，售千八百元，未知彼夫妇谁氏之椁也。 ”[23] 两人墓志出土不久售之北平，后入藏西安碑林。 [121] 韦正：《地下的名士图——南京等地竹林七贤壁画研究》，氏著：《将毋同——魏晋南北朝图像与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50－89页。 郑岩：《南北朝墓葬中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的含义》，氏著：《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第189－211页。 [16] 林圣智：《北魏洛阳时期葬具的风格、作坊与图像——以一套新复原石棺床围屏为主的考察》，《美术史研究集刊》第39期，2015年，第56－59页。 除个别学者存疑外，大多学者视其为北魏正光五年（524）贞景王元谧石棺，讨论多基此展开。
顾恺之《画云台山记》描述的即天师张道陵于云台山试度弟子的道教山水画构思。 佛教与山的关系也很密切，山林禅修兴盛，名山佛寺林立，是中古文化一大景观。 山林也出现在早期佛经故事画中，如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南朝宋元嘉二年（425）佛教故事造像碑残石以及6世纪早期的净土变造像碑上均有山林景致。 但从宗教义理和实践看，中古佛教与山林的关联，很可能受到道教的影响。 许里和说：“寺庙与山林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 ”[72] 魏斌就此有详细讨论，认为山林修道传统要早于山林佛教，道教对神仙洞府的想像和山岳神圣性的建构，对山林佛教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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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他们的心血没有白费，反而收到了很大的回报，他们在曹县孙老家镇的木雕公司每天发三个集装箱的日式棺木到日本。 棺材石 由于桐木重量轻、易燃、不易变形，是制作棺木的极好材料，而这种树在曹县随处可见，因此，制作棺木原材料的问题迎刃而解。 根據泰國史料記載，王室的梓宮是由金罐狀的棺槨和多層的基座組合而成，基座上根據逝者地位高低裝飾不同數量和層數的塔幡。 這種金罐狀的棺柩是由拉瑪一世親自設計的，專供王室貴族使用。
[116] 宿白亦说：“该墓画像砖中表现的丧葬习俗、孝子故事、天人姿态以及墓中所出陶俑的种类和造型，都与北魏晚期中原地区的同类内容和形象极为相似。 反映出齐梁时期宛洛一带和汉水一线，不仅是南北时有军事冲突的区域，同时又是南北文化交流、主要是北朝向南朝学习的重要区域。 ”[117] 笔者认为邓县和襄阳地处南北交通要冲，对南北交流肯定有积极作用和影响，但北魏洛阳时代视觉文化新风气的鼎革开创，其核心和主导力量非来自上述两地。 南朝齐、梁文化对北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官方使节交往等形式，直接输自首都建康。 棺材石2023 徐津、马晓阳的理据是否有效，结论是否成立，暂且不论，但其问题的提出的确值得省思。 笔者无意讨论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北魏石棺与元融的关系，只是想说明当时文物出土、售卖、流传、收藏过程非常复杂混乱，可能存在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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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该文视棺与墓志为一套组合，首次建立起石棺与元谧的联系,但作者没有提供其同出一座墓葬的任何证据。 [100] 杨泓《南北朝墓的壁画与拼镶砖画》，氏著：《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99页。 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增订版），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95页。
5－6世纪的中国，南北互动，中西交通，视觉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面貌为之一新。 就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北魏石棺画像形式和视觉风格，奥村伊九良、长广敏雄、巫鸿、汪悦进皆有深入分析阐释。 棺材石 根据泰国史料记载，王室的梓宫是由金罐状的棺椁和多层的基座组合而成，基座上根据逝者地位高低装饰不同数量和层数的塔幡。 这种金罐状的棺柩是由拉玛一世亲自设计的，专供王室贵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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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说文》：“仚，人在山上皃，从人山。 棺材石 ”[70]在魏晋南北朝道教信仰中，要想成仙，必须入山，入山修炼是成仙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抱朴子内篇》中多处谈到入山修炼，其中《登涉》专讲入山之事。 [71] 此外，《列仙传》《神仙传》中也见求仙者隐遁山林，仙化而去的故事。
[77] 《山海经•大荒北经》：“……名曰强良。 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 页。 《魏书•乐志》：天兴“六年冬（403），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造五兵、角抵、麒麟、凤皇、仙人、长蛇、白象、白虎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如汉晋之旧也。 [49] 康乐：《孝道与北魏政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第1分，1993年，第51－87页。 [34] 陕西绥德汉画像石展览馆《绥德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4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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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然而就现有材料看，令人困惑的是，为何建康高等级墓葬中绝不见孝子画像，洛阳高等级墓葬中绝没有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 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是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孝子无疑是善行的典范、道德的楷模。 魏晋南北朝时代，这一道德价值得到社会普遍认同，道教和佛教也都推崇孝。 《抱朴子内篇•对俗》：“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
并说山林佛教和道教的发展，是六朝山水文化兴起和繁荣不容忽视的推动力量。 [73] 因此，笔者认为该棺两侧板山林景致非单纯背景，其隐含着道教山林隐逸和佛教山林禅修双重意象。 综合相关材料，笔者认为该棺画像反映了6世纪早期绘画的总体面貌，既不那么简单幼稚，也没那么复杂深奥。 棺材石2023 画面虽然繁杂，但整体仍有章法，非散乱无序，局部拼凑组合感觉明显。 山石树木描绘尚不成熟，但基本脱去了装饰性特征，山石多丘峦状，用笔圆转，与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6世纪早期净土变造像碑以及龙门宾阳中洞萨埵太子本生故事浮雕中的山石树木类似（图7）。 孝子故事人物造型趋于格套化，且与背景空间关系不甚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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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状棺椁有内外两层，内层为金属制成包金制成，外层则由名贵木材制成，包金并用华丽的宝石琉璃灯装饰。 内层用来敛放王室贵族死后的寿身，按照站立或蹲坐的方式敛入这种棺椁中，根据印度教信仰，这种姿势可以使逝者更好的升天。 棺材石2023 [74] 郑岩认为北朝葬具孝子图中去特征化的人物形象“可能意在将故事中的人物转化为与神仙无异的角色，陪伴在死者左右，从而使得葬具和墓葬诗化为死者去往仙境的通道。 ”郑岩：《北朝葬具孝子图的形式与意义》，第52页。
- 笔者认为其很可能是与道教和佛教相关的图像隐喻。
- 裝著死人的棺材稱為靈柩，大行皇帝的棺材稱為梓宮。
- [62] 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增订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76－2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