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教授認為，相較於楊簡、湛若水以至善無惡的心體論起的心《易》之學，蕺山的心《易》之學顯然較為符合《易》學的精神。 阳明反对朱子学说，想恢复《大学》古本，即郑氏之本，然《大学》古本非阳明首提倡，此可参见刘勇之说。 刘勇认为，明代首提倡古本者乃周木而不是阳明。 请参阅刘勇：《中晚明时期的讲学宗旨、〈大学〉文本与理学学说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0本第3分，2009年9月，第416页。 “况夫所云尽人物之性者，要亦于吾所接之人、所用之物以备道而成教者，为之知明处当，而赞天地之化育。 岑溢成2023 若东海巨鱼，南山玄豹，邻穴之蚁，远浦之苹，虽天下至圣，亦无所庸施其功。
一九八六年，獲聘至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任教，服務至二〇一七年八月退休。 我們不是商業性的刊物，我們的版面從未出現廣告，我們亟盼您的訂閱與支持，只有各學校圖書館，各縣市文化中心，各機構團體訂閱我們的「鵝湖」，我們的耕耘，才可以深入台灣鄉土的每一角落，真正的開學術之花結文化之果。 今天，我們面對歷史的轉捩點，不僅政經社會正在急遽的轉型，而自然生態與人文環保，更亟待有心人士的覺醒與參與。 我們已走了近四十年的漫漫長路，但願我們的堅持，能獲得您的肯定，而我們誠懇的請求，也能獲致您的回應，為我們自己，也為下一代，開拓我們的心靈天地與精神空間。 正如上文所述，〈大衍章〉的主要作用是說明定爻立卦的方法和儀式及其象徵意義。 由於〈大衍章〉本來就交代得相當具體和詳盡，所以歷來詮釋，總是大同小異，爭議不多。
岑溢成: 王弼「大衍義」與象數(岑溢成)
朱子注孟子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岑溢成2023 在孟子而言，恻隐是心，在朱子而言，恻隐是情，而朱子如何自圆其说？ 其认为，因为“心统性情”，故虽恻隐为情，但因心能统御之，故可言恻隐之心。 岑溢成2023 “或问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此语如何，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未免为二，此在学者善观之。 ”陈荣捷编著《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三十三条，台北：学生书局，1998年，第71页。 在朱子的先知后行的设计中，知后还要意诚，始可，朱子言：“知为善以去恶，而心之所发未有实。
所以，为了与叶公强调的“直躬”相区别，孔子只言“直”，而不言“直躬”。 如果将“直躬”作人名解，则不仅在语句与文意上皆十分勉强，而且“而子证之”的“子”就只能改为“之”（他）或“直躬”，否则，便成为多余的赘字。 如此看来，问题的主要关键，就落在了孔子所说的“直”这一边了。 康珮教授則以〈《金瓶梅》的家庭敘事與儒家倫理〉為題，透過西門慶、吳月娘賢妻、潘金蓮妒婦等等的形象，以當時社會背景的因素與條件，重新檢視《金瓶梅》一書中所呈現的家庭環境與倫理。 康教授藉由探討《金瓶梅》的家庭敘事，指出儒家倫理不應該是一個死板的規條，在不同時代背景下應有不同的審視眼光。 文章首先論及明儒對「聲色」的討論，反映「聲色」在明中葉已有相當細緻多元的意涵，非僅指涉耳目之娛和男女之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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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文化大學哲研所碩士、博士。 曾任北一女中教師、文化大學哲學系、淡江大學中文系所教授、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暨哲學研究所所長、鵝湖月刊社社長。 先生學術橫跨中西，於先秦儒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考據學、訓詁學、因明學、歷代文學理論、分析哲學等領域，皆有精湛之見。 近年，尤致力於《大學》、孟、荀、王弼、惠棟、戴震、高郵二王、焦循等學術研究。 已出版《詩補傳與戴震解經方法》、《大學義理疏解專書》二種，各領域論文數十篇，並譯有〈哲學之基本槪念〉、〈閱讀過程中的被動綜合〉、〈三個世界〉等數十篇學術專論。
我們……採取團隊接力的方式，來彌補自我的缺失，而鵝湖朋友二十載論學的相知，也差可避開詮釋理路的分歧。 高柏園先生……，楊祖漢先生……，岑溢成先生與本人……，皆開設「中國哲學史」與「中國哲學專題」的課程。 積累十幾、二十年的教學經驗與研究心得，……。 顺便指出，在关于“亲亲相隐”问题的研究中，有的学者将《上博馆藏战国楚竹简书》的《内礼》篇，作为旁证材料引入，期望有助于问题的理解与解决。 这在上述梁、郭之间的争论与商榷中，已有显著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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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們的真情實感，來重新接上文化傳統的真精神，運用現代的表達形式，為這一飄盪的時代樹立一精神之基柱，完成我們這一代所必須完成的使命和責任。 2.我們不僅未有宗教組織、民間團體與政府部門的經費補助，也自覺的要讓「鵝湖」與各政團流派區隔開來，保持超然的學術立場，本著學人的知識良心，對國事天下事發言。 言「非數而數以之成」者，太一虛旡，旡形旡數，是非可數也。 即四十九是有形之數，原從非數而來，故將非數之一總為五十。 從〈繫辭上〉的本文來看，「大衍之數」的主要功用是說明使用蓍草以定爻立卦，以便進行占筮的過程和儀式。 而確定一個爻的陰陽之性，則須通過包括「分二，掛一，揲四，歸奇」等四個步驟（即所謂「四營」）的過程。
实际上，将“直躬”作为人名活用于具体生动的故事中，已颇类似于《庄子》中的寓言了。 根据孔叶对话的原文来看，笔者以为前一个意义更能切近对话的原旨。 因为这则对话是围绕“直”这一中心问题而展开的。
岑溢成: 大学义理疏解编辑推荐
楊教授認為張氏的《易》學觀及治《易》實踐皆以象為核心，認為象涵具理、事、禮，故採取即象言理、即象言事、即象言禮，而即象言禮更是特色所在。 據此，可知張氏《易》學對漢《易》的承繼與開展，一方面承繼荀、虞氏消息、卦變理論，考察象的結構與變化，建立消息卦變體系；另方面融合虞氏釋象及鄭氏以禮治《易》，發展出禮象及對周代禮制意義的重新詮釋。 張氏的《易》學不僅有功於漢《易》，另外開展宋義論《易》所未重視的以禮治《易》的新方向，並且由於宋代象數學的成就主要在圖書之學方面，張氏《易》學可據漢《易》補宋《易》釋象之不足，使得重釋象的漢《易》與重義理的宋《易》有了會通的可能。 岑溢成2023 「明清儒學的類型與流變」學術研討會，是由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宋明清儒學的類型與流變」研究計畫，及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之「明清思想與東亞」讀書會聯合舉辦的成果發表會。 研討會由中央大學儒學研究中心承辦，中大明清研究中心及中研院明清研究會合辦，於 岑溢成2023 2013 年 10 月 日假中央大學文學院大講堂舉辦。 ），筆名高瞻、王泓德，臺灣哲學學者，雲林縣西螺鎮人，《鵝湖月刊》創辦人之一。
- 《禮記義疏》之觀點主要承襲宋元學者對鄭玄、孔穎達之解釋，可視為清初以來主要禮學觀點之總結，與乾嘉之後的學術風尚截然不同。
- 在“本源性的情感”层面上，“隐”是“无私的表现”，因此是“直”；但在刑法的观念层级上，“隐”是“某种‘自私’的表现”，那么“本源性的情感”层面与刑法的观念层级之间是什么关系？
- 王、韓既然只是肯定「大衍之數五十」，並未說明五十之數的來源，「其用四十有九」則是定爻立卦的先決條件，所以王弼「大衍義」的重心，自然集中在「何以其一不用」的問題上。
- 然陽明以《中庸》的「生知安行」等等詮釋《孟子》，以致良知通貫於知言養氣、毋忘毋助之說，也通貫於格致誠正。
- 孔子又如何能在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中，居于不可动摇的大思想家的地位呢？
- 更重要的是，“直”作为人情与作为明辨是非、曲直、公正的“直”，它们在孔子“亲亲相隐”思想中的地位与关系如何？
許朝陽教授的〈「調適上遂」或「不能歸一」：論王龍溪的無知無物〉一文，旨在闡述王龍溪對孟子良知理論的發明遞進。 許教授指出，陽明良知論原本旨在突顯「即心即理」與「即物窮理」的理論差異，亦即仁義內在，而非依傍格套，此即陽明第一義與第二義之區分所在。 龍溪的理論中雖亦持此義內、義外為良知之第一、二義，卻有從義內、義襲，轉向知是知非與無是無非、有善有惡與無善無惡的傾向。 龍溪的四無頓教區分「攝惡歸善」的「道德型態」與「本無善惡」的「觀照型態」兩義。 前者基本上為陽明致良知的教法，以本體即工夫。
岑溢成: 中國哲學史 上下冊 王邦雄 二手書
中国诸家注解的则是什译本的“十如是”，本文依时代次序介绍道生、法云、智顗、吉藏的解释特色与内容。 从道生至吉藏，中国祖师开出自己解释“十如是”的方向，将个人对《法华经》义理的理解结合于“十如是”解释中。 尤其是法云、智顗、吉藏对“十如是“的解释，其实可视为他们《法华》思想的缩影，可以从中看到中国《法华》思想的发展与变迁。
只有使用四十九根而不用五十或五十五根蓍草，經過三次「四營」的處理（即所謂「三變」），才可能得出來七、八、九，六之數，才能定爻成卦，以進行占筮。 必须看到，孔子之所以提出和开说“直”的问题，完全是由叶公所提出的“直躬”这一问题所规定与逼使的，而不是无缘无故提出的。 岑溢成2023 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有可能合理与有效地确定，孔子的“直在其中”之“直”的真实含义。 尽管叶公对孔子不无心仪与敬仰，但是对于孔子的为人与学问，仍然有些将信将疑，他问孔子的问题，就不免带有试探性甚至不失某种挑激性。 身为叶之县令的叶公，治县有成，护国有功，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大吏。 从这一情况来看，叶公向孔子提出的问题，很可能都是他在从政的生涯中遇到的一些难题，他与孔子关于“吾党有直躬者”的对话，以及他出使齐国以前，向孔子请教如何避免“阴阳”与“人道”之“两患”，都是典型的例子。
岑溢成: 儒家现象学研究 卷二：儒家再临…
从“小人闲居为不善”到“其严乎”可视作这一章的第二节。 这一节从反面申述小人自欺的极弊，以显诚意慎独的重要。 但一旦遇见德行修整的君子，竟会表现出躲躲藏藏的样子，把恶行收敛掩藏起来，装出行善的外貌。 这种异常的举动，正显出其是非羞恶之心，固未尝完全泯灭；只是他一向自欺，胡作妄为，无所不至。 然而，他平日既纵恣物欲，一旦要覆蔽种种恶行，装出为善的形貌，难免会露出破绽。 君子但须观其气象辞色，即可立决其为诈；装模作样，毕竟无益。
- 他把这二者比喻为两个关隘致知是觉关，意是善恶关、人贼关、凡圣关。
- 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面对是非曲直时无动于衷，只有所谓的‘率真’以及单纯情感的流露，而没有任何对公正、是非、曲直的丝毫反应。
- 呂東萊一方面是朱子的老朋友，一方面對象山的文章人品也一向極為欣賞。
- 1.自創刊迄今，已歷近四十年之久，每月出刊從未間斷，在國內思想性的刊物，一枝獨秀，完全依靠讀者的訂閱來支持。
- 在這方面，王弼及他以前的《易》學家並沒有發生甚麼爭論。
因為這個緣故，後儒在補充說明「大衍之數」的來歷時，往往從宇宙生成變化的方向來進行。 在現存完整的《周易》古注中，王弼的注釋不但時代最古，獲得的評價也最高，在扭轉漢《易》學特重象數的方向上，尤為後世所推崇。 又說：「弼注《易》，潁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可見所謂「大衍義」，即使在魏晉時期已為《易》學者所重視。 第三，孔子的直或直道不同于叶公的“直躬”之道，旨在从根本上彻底避免引起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相告发与指证（如叶公的“吾党有直躬者”）的不幸的人伦悲剧的发生。 第二，孔子的直或直道，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相规劝（教育）与帮助，旨在“绝恶于未萌，起敬于微眇”，“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从根源上杜绝、断除、或斩除彼此之间（父母与子女双方之中）的任何一方，可能犯有大过或罪行的苗头。
岑溢成: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三十辑…
牟宗三言：“南渡后，龟山在闽再传而得此人……于中和问题，朱子自谓延平当时论此最详。 岑溢成2023 ……朱子自己用心时，却又走向继承伊川之纠结而前进。 这里谈到的道南派，从伊川传杨龟山，到罗从彦，到李延平，然后朱子。 “此谓知本”，依着程子之说，视为衍文，乃因第四章已谈知本了，而“知之至也”，可以比配到致知，也因只有一句，故朱子将《格致补传》补在此第五章。 若依唐君毅先生，则对朱子改本有所怀疑；本文亦认同唐先生之见，以第四章之释本末，乃释“物有本末”，此格本末先后之物，可视为格物的传；第五章言知本、知之至，此乃致知的传，因此格物、致知二者都有其传，可以不用如朱子再补一个传。
孔、叶关于“吾党之直”的对话，绝不是小问题，不是市井的闲聊，而是那个时代的大问题，是人类的大问题，决不可等闲视之。 在这个意义上，孔子以及叶公都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 在这一故事中，“直躬”就常常被当作人名来理解。
岑溢成: 中國哲學史 下 /王邦雄/ 岑溢成/ 楊祖漢/ 高柏園 誠品eslite
〈繫辭〉這段文字所敘述的，主要是如何運用四十九根蓍草來定爻立卦，對於「大衍之數」的來源，並沒有甚麼說明。 除了說明「四營」的具體做法之外，這段文字還強調了每一個步驟的象徵意義：「分二」象徵太極生兩儀，「掛一」以象徵三才，「揲四」以象徵「四時」，「歸扐」以象徵「置閏」。 作為一個完整的過程來看，這四個步驟正是宇宙生成變化的過程的象徵。
岑溢成: 大学义理疏解下载
这当然不只是语辞上的巧妙，而是在“直”这一概念上有深意的。 从整个对话来看，孔子清楚而又确定无疑地表明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孔子很可能早已思考过此类问题，并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因此能轻松自如地应对叶公提出的问题。 在这一情景与状态中，孔子的“直”与叶公的“直躬”，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 相同的一面，就是“直”有在道德正义与社会正义两个方面的正直公平的含义，正因为有这一相同的一面，所以孔子没有批评和否定叶公所讲的“直躬”之道，而只是表示了与它的区别的一面。 对孔子来说，一个礼乐文明的社会，在面临或处理父子之情与犯罪的关系时，既要讲求道德正义与社会正义的正直公平的精神，同时也要能保护父子间的亲情不受伤害，才是理想的与值得追求的。
岑溢成: 登入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北科大34歲林姓女副教授與男學生「師生戀」，並公私不分，多次將研究資源獨厚給該生。 教育部今天表示，北科大教評會已做成決議，林師違反教師聘約，給予書面告誡，並停止系上經費補助1年。 以上两章传文，原文本来不长，但朱子认为关系重大，所以发挥和补充都相当详尽。
儒学是一种求为君子、求成圣贤的实践之学；朱子认为这样的一种学问有两个基点：致知和诚意。 他把这二者比喻为两个关隘致知是觉关，意是善恶关、人贼关、凡圣关。 人若不能自觉人之所以为人之理，更不知此理原与万物之理实同一的“理”，便会蒙昧昏沈，如在梦中地、浑浑噩噩地虚度一生；故此，能格物致知者便觉，过不了此关，便不可能知道人生的目标当在为君子，成圣贤。 人在意念发动几微之际，若为物欲私活杂染，便无法切实地、表里如一地为善去恶，如此，就不可能成为君子圣贤，终不免为小人。 故此，诚意一关之透得与不透得，正是君子小人、圣贤俗子之分野。 岑溢成2023 他們當年苦心爭辯的問題到如今固然已經得到解決（雖然還不曾普遍被人們所認識），但歷史的進程永遠是日新又新，人類求相通融合的事業也永遠是層層無盡的。
岑溢成: 合售 中國哲學史(上(修訂版)+下(增訂版) )王邦雄 里仁書局 微劃記 55U
训诂学的运用，不仅要与逻辑学相结合，而且必须与元典语言文句的情景状态相结合；在义理上说，还必须与思想家的精神旨趣相结合，才有可能做到合理的理解与解释。 所以，我们只有避开训诂的误区，才能合理地理解与解释孔子“父子互隐”的思想。 蕭敏如教授以〈通天地人者曰儒：從阮元《疇人傳》編纂活動論清中期儒學知識體系的擴大〉為題，藉由分析阮元主導的《疇人傳》編纂活動，及其後陸續出現的續修活動，觀察清中期學術思潮的變化。 岑溢成教授的〈焦循性善論再探〉，旨在梳理焦循《孟子正義》中對性善論的闡析，文中以「人禽之辨」與「變通」來探討焦循獨特的性善論；說明焦循將「性善論」的意義，從個體擴充到群體，從倫理道德擴充到文化政教，具有開創性的貢獻。 然而岑教授也指出，焦循「通變」的性善論，顯然與他在具體事物上的主張有所差異，並舉出焦循在處理「室女守貞」與「性善論」對應的問題時，違反「性善論」的精神，曲從當世的律法，並將女性在婚姻上的權益加以抑制，以求維護社會的安定。 因此，焦循雖然在論述孟子性善論時，發展出一套獨特的詮釋體系，卻無法妥善處理現實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