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根本原則，港人治港在其初心和制度形態上就是「愛國者治港」。 但特區管治團隊所根植的殖民文化背景、公務員傳統以及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和運用能力，還不能達到真正的「愛國者治港」的規範水準，尤其是無法達到「堅定愛國者」或「賢能愛國者」的理想要求。 遺憾的是，現代性的本質是個體主義的，是反共同體的，是以自由之名放縱自私和弱肉強食的，而共同體模式與倫理則在西方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中不斷削弱、解體和碎片化。 所以，身處「個人主義」的現代社會，政府是小政府，資本是大資本，個人是主權者，自由是交往明碼，共同體倫理與美德義務已被粉碎、遺忘和拋棄，而你身為弱者無論是被市場淘汰還是被自然病毒淘汰，是自然正當的。 這顯然與中國追求的民族命運共同體及人類命運共同體處於規範性對立之中。
習近平執政之後，「一國重心」的重心也發生變化，這從香港回歸以來中央發表的兩份白皮書就能體現。 二○一四年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提出「全面管制權」的關鍵概念，「這是在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不可能提出來的」，他認為，這是中央治港思想的一個巨大轉折，從放任治理轉向積極治理。 他認為，一國兩制框架下，中央對香港的治理仍然偏於粗放，保持中央權利的高度節制，甚至用一種「井水不犯河水」的方式進行放任治理，是鄧小平時代以來基本的治理香港的風格。 港府抗疫不力，一場新冠疫情令本港經濟衰退，民不聊生，不少打工仔不單止被裁員或放無薪假，即使保得住飯碗，每月強迫供款的強積金亦蝕入肉，去年人均帳面虧蝕逾4萬元。
田飛龍: 田飛龍公共影響
司法領域不是愛國者治港的豁免特區，但跟立法、行政領域有所不同，怎樣既維持香港普通法地位與司法獨立的原則，同時又使得香港司法能夠識別和有效地保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需要有個新的制度平衡。 田飛龍認為，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表面上看來似乎比較寬容，授權程度較高，中央基本不管，但其中包藏着巨大的價值分歧。 「就中央來講，回歸之後香港二十三條立法和國民教育，沒有能夠完成，這種最低限度去殖民化的功課沒有做好，意味着香港人只要自由，不要國家安全。」他說。 而從民主派的角度，他們當初同意回歸，一個保留的條件是，香港回歸後在可預期的較短時間實現立法會、行政長官的雙普選。 而雙普選於二○一五年基本落幕，他們在較長時間內都看不到雙普選。
據其解釋，「忠誠廢物」所針對的並非任何香港建制派的人士，而是一種可能出現或已經出現的治理能力不彰的現象。 中國大陸媒體多維新聞載文解讀，認為其所說的「忠誠廢物」，指的是「大量只知道喊忠誠口號的建制派力量」，這些力量「亂時不能出力，昇平時不能實踐『港人治港』中的治理本意」。 田飛龍：我覺得這個制度調整應當有一個適當的周期，包括國安法在香港社會的實施，國家安全法制的教育其實還很浮於表面，沒有深化，沒有真正深入人心，而新的選舉方案要求落實的愛國者治港在香港社會要將制度規範轉化成完整的認同和遵循還有一個轉化周期，不能操之過急，急功近利。 這是一個全面論和重點論的結合，既從全面管治權的角度意識到「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有一系列的重要關節要打通，重要的元素要制度化，同時也要分清輕重緩急，考慮到香港社會的承受能力以及香港的平台樞紐作用。 國際通關與否要視乎西方抗疫的進展而定，需要西方在付出「共存」巨大代價之後，在滿足與中國整體通關所需要的檢測及疫苗證明條件下，才可逐步實現。
田飛龍: 憲法時刻與雙向挑戰
「動態清零」則屬於嚴格的共同體主義價值觀和防疫策略，是個人對全體人負責與全體人對個人負責的有機結合，需要政府承擔超出常規治理要求的應急保護責任，需要個人讓渡出相稱的利益和自由以支持全體人共同戰勝病毒威脅。 香港抗疫破防，實在不是簡單的責任心和技術路線的問題，而是制度基礎與價值觀的問題，凸顯了「兩制」鴻溝與融合之難。 「一國兩制」儘管經歷了《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法的頂層改制，以及「愛國者治港」的全域性治理覆蓋，但自上而下的價值和制度穿透力畢竟有限和滯後，特別是在社會人心和公務員心智中很難講已經扎根。 各種社會性與程序性的「軟抵抗」是存在的，輕則敷衍了事，重則有意為之。 要真正鍛造一支切合「一國兩制」的愛國者管治隊伍，凸顯「堅定愛國者」的賢能本質和領導力，制度改革只是第一步，其後續改造過程錯綜複雜，包括中央在內的各方需有清醒認識和心理準備。 田飛龍2023 而且中央並不迴避問題，不害怕矛盾，也不怕外部的制裁和干預，而是始終從「一國兩制」本身對國家、對香港的根本利益出發，撥亂反正，精準施策。
- 所以忠誠與賢能之間，就像魚和熊掌一樣難以兼得，這就造成在香港如果中央放任不管，任由香港按照自己的方式運行，最後久而久之的結果就是滋生反中亂港勢力，建制派受擠壓甚至催生兩面派，而不忠誠的反對派逐步奪取香港的立法會主導權，以及政府管治崗位。
- 二○二一年底發表的《「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旗幟鮮明地講清楚了香港民主的原則和基礎以及如何發展。
- 所以特區政府要有一個持續性的理論學習的機制，這個很重要，上行下效，這樣一種學習機制是蠻重要的。
- 從社會基礎來看，反對派通過選戰動員和文化劫持，造成了香港社會對政府嚴重的不信任與抵制，結構性削弱了特區政府的主導能力和執行能力。
- 因此，愛國者客觀標準是一種法理和制度上的「整合論」，是對黨、國家、政府、人民這些關鍵性法權要素的整合性理解，由此奠定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愛國者人格及政治理論範式。
-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表示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制訂《反外國制裁法》，認為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 得有人對他們的政績表現評分，得有人來聽取香港民間的意見，民怨沸騰的一些官員，必須要接受中央的監督問責，有些就得下課、下台了。
- 但這還不是中央建立健全「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全部動作，北京將打出「組合拳」。
關鍵還在於怎麼樣對待中國共產黨，怎麼樣對待中國模式，以及中國持續崛起這樣一個基本事實。 香港以及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始終就是僵化的，就是兩張皮，就是沒把「一國兩制」真正當做一個活物來對待。 所以中央考慮的是「一國兩制」怎麼克服危機，活出精彩的一個整體，一個有機的綻放的生命。 所以負責任地講，真正懂得「一國兩制」生命原理的還是中央，維繫和優化其制度生命的也是中央。 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法，都是危機狀態下的應急立法，是保衞「一國兩制」制度安全的保護性立法。
田飛龍: 田飛龍
田飛龍在報章撰文，指保安局應當根據國安法對支聯會的註冊登記綱領立場及行為模式加以調查和評估，可要求他們刪除「結束一黨專政」的顛覆綱領，如果支聯會拒絕更正，可研究按照取締香港民族黨的執法方式，對其社團資格進行處理。 【Now新聞台】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指，保安局應要求支聯會刪除顛覆綱領，如果拒絕更正，可予以取締。 這裏有急務，也有結構性和中長期難題，是香港「一國兩制」上半場遺留問題，必須逐項梳理並制定好政策、計劃，有效執行，體現「愛國者治港」的新秩序、新能力和新成效。
強積金計劃備受爭議，有工會調查顯示，近九成半指去年強積金計劃結餘出現虧蝕，逾八成打工仔不滿意強積金的回報、未能應付退休生活開支，工會認為結果反映強積金制度未能有效保障僱員的生活質素，且未能發揮「保底」作用。 田飛龍：愛國者治港本身就意味着對治港者提出了一個新的要求，對國家法律、國家知識的認知缺口必須要填上。 田飛龍 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在《明報》撰文就「『忠誠廢物』是怎樣製造的？」一疑問提出數個角度以作參考：「中共的政治文化不容許和不鼓勵獨立思考」、「中共政治制度和規矩中的主子與奴才關係」、「中共的名韁利鎖令人甘於成為「忠誠廢物」」。
田飛龍: 香港01：所以「忠誠的廢物」這個説法，是很有力的一聲棒喝，打醒了不少裝睡的人。
面對Omicron在社區爆發，香港社會更加噤若寒蟬，港府威信持續下降，社會恐慌情緒上升，在「動態清零」與「病毒共存」兩極之間的搖擺和為難情緒不斷攀升。 香港已有官方和民間輿論給「病毒共存」吹風和呼籲，但「動態清零」作為政治正確的抗疫路線一時不可能改變。 田飛龍 因為，如果終止「動態清零」，香港無論付出何種代價，最終只能與「西方」通關，而不可能與「內地」通關。 「通關」之痛，是香港制度與內地的遠距離寒光，是「愛國者治港」無法穿透的價值迷障。 田飛龍 可是香港與國際社會怎麼樣適應這種國家主導之下的「一國兩制」更有生命力的活法呢？
- 他說，「一國兩制」下半場正式開幕，中央對港從放任治理轉向積極治理，正在朝向「一國重心」的歷史性轉型。
- 尋求中央援助的具體時機、方式和支援形式由港府提出，中央統籌決定。
- 田飛龍相信進行反制不會影響外資企業對香港的信心，認為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更應該與國家共進退，維護長遠利益。
- 通過這樣周全的制度元素的考量，這一次的改革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忠誠確認，而是一個指向賢能政治目標的一次真正的香港版的治理現代化改革。
- 是繼續沿着西方民主路線與國家對抗，還是回到「一國兩制」框架調整重構為中國民主體系的有機環節？
而香港雖在主權秩序上繫於中國，並以「愛國者治港」的根本原則承諾尊重和信任國家，卻根本沒有完成社會性和管治性的「心智改造」，其按照「動態清零」路線的抗疫措施只能靠運氣，不能靠理性和責任心。 遺憾的是，香港的「AO黨們」（政務官）並未真心實意按照「動態清零」的原則和機制嚴格執行，而是敷衍了事，無心無力，最終破防。 他們的破防有著強大的西方參照系，那是一個「與病毒共存」的參照系，是所謂西方民主世界的防疫模式和標準。 而香港的「AO黨們」習慣於並信以為真地確信，西方防疫模式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田飛龍: 愛國者治港：香港民主的新生（文：田飛龍） (09:
至於「一國兩制」換的活法，就是使得香港社會嚴肅思考什麼叫一國？ 説實話，「一國兩制」原來的活法本身也是半死不活，因為井水不犯河水是兩張皮，原來的那種活法不過是一種維持現狀的方式而已，它不是一個「一國兩制」真正有機的生命展現。 所以換一種活法是「一國兩制」真正成為一個整體和有機體，使香港無論在中國與西方處於什麼樣的合作或衝突關係當中，香港始終與國家站在一起，始終與國家共進退，與國家之間是同一個政治命運共同體。 而這樣的有機體和共同體建構，只有中央才能承擔責任，香港是既無這樣的意願，也無這樣的能力，甚至沒有這樣的權限去對「一國兩制」進行整合。 這是中央從「一國兩制」完整性的角度，引入了一國的維度，使香港的民主選舉真正落實到「一國兩制」框架裏面，均衡參與，避免過分地方化。
田飛龍認為，香港抗疫的搖擺和失誤，有管治層面和社會層面之根源。 公務員甚至一般社會精英習慣於崇拜和追隨西方價值和模式，不相信國家可以在抗疫上做得更好、更可持續及香港可以模仿跟上，也並不真正願意回應民生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田飛龍今日（3日）在報章撰文表示，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早前論述愛國者客觀標準時，正確重述並肯定了鄧小平的「愛國三標準」，並結合新時代「一國兩制」的制度體系、法理理解與治理實際進行了內涵更新。 他認為，新的愛國者客觀標準仍是3個層次，包括愛國者必然真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愛國者必然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以及愛國者必然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現在確實是需要開始逐步用優良治理來反思原來對普選民主的迷思，將普選民主作為優良政體的一個環節、要素，而不是作為治理檢驗的唯一標準。 這些反思是難能可貴的，也是亂局代價換來的，是對現代治理體系與民主規範原理更加成熟、更加完整的理解，也基本反映在如今中央治港思路中，特別是這一次的選舉制度改革當中。
田飛龍: 專訪田飛龍：「忠誠的廢物」只是善意鞭策 一國兩制正在換個活法
但西方政府和媒體卻可以濫用其宣傳和軟實力，將一種「失敗」渲染為「成功」，將「部分人淘汰」的人權與共同體悲劇，粉飾為個人自由與科學主義的讚歌。 非常遺憾的是，香港許多人相信了西方的抗疫模式及其話語敘事，拖著走不動，躺平遂心願。 同時，雖然政治範圍內很多事情需要香港特區政府自己去解決，但是在「一國兩制」的框架裏面，中央對所有授予出去的權力都有全面的監督權。 所以中央建立健全對特區管治體系的監督問責機制，顯然也是下一步香港管治改良提升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田飛龍2023 得有人對他們的政績表現評分，得有人來聽取香港民間的意見，民怨沸騰的一些官員，必須要接受中央的監督問責，有些就得下課、下台了。
因此，「硬特首」也要有「軟治理」和「大發展」，才能符合中央和香港社會的共同期待。 從最小成本和最低管治風險來看，中央在香港回歸以來長期執行的政策路線就是尊重甚至放任香港高度自治，對自身權力高度節制。 這樣一種間接治理模式對中央來說是最小成本，也是與西方最小摩擦的。 但這樣的管治模式有一個前提，即特區政府能夠實現良好管治，能夠搞定大部分的事情，能夠維護香港繁榮穩定，能夠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 就建制派而言，愛國者治港不是僅僅提供了更多席位和職位，而是提出了服務香港與國家的更高能力要求，尤其是對領導崗位提出了「堅定的愛國者」的升級要求。 田飛龍2023 田飛龍 這種要求是面向市民檢驗和問責的，也就是服務不好市民就必須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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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之難，超出各式表面的觀察和評斷，需要的不僅僅是批評和鞭策，而是更多的理解、支持和引導。 田飛龍2023 在香港問題上持續寫作的「兔主席」2月8日公號發文，呼籲基於能力現狀和制度差異而給香港另一個選擇，並冷靜分析了新選擇的社會代價甚至「試點意義」。 香港能夠承受在抗疫上與內地長期封關而只與西方通關的長遠代價嗎？
